父亲的低调为人处世是有原因的，他一直积极担任着会计一职也有个人的点点原因。他在那个位置上，负责接待外来调查人员。那些对自家有点偏颇的言辞，他能找个机会说通就说通了。比如莫言大哥在学校入团时，学校来村里调查，要同村的人写调查信函，其中一项是“直系亲属成分”，一个村民出于某种原因，就把莫言有长辈随同国民党跑到台湾的事情写了出来。
莫父看见了之后，就说那是我大伯家孩子的事情，现在表格里要填写的是直系亲属，他的事情不符合要求，不能往里面写。最终，那条有可能断送莫言大哥前程的“关系”被去掉了。
非常年代，父亲沉默的坚持给家里撑起一把保护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呵护着整个脆弱的大家庭在历史的车轮前不致被碾散压碎。
面对《红高粱》，他就是清高的旁观者
熬过非常年代，父亲也佝偻了脊背，塌陷了腰身。这个负重行走的老人，在1984年辞去了会计一职，回家过上了舒坦日子。
此时的莫言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小说《红高粱》被导演张艺谋相中，在村里取景拍摄。摄像机的出现让全村人倍感稀奇，不管是拍摄还是休息，片场总是围满了村民。一次张艺谋在莫言家吃饭聊剧本，父亲也在一旁。吃饭夹菜间，他不说一句话，吃完后，扛着锄头又下地干活去了。当时的张艺谋虽不至于像当下这般火，但面对这样不为所动的老者，心里还着实吃惊。
其实莫父只是本着教育孩子的那句“见着热闹不要围观”的道理行事，他也不知道拍电影是个什么东西，电影出来后，会给儿子莫言带来怎样的荣耀。他就是一个清高的旁观者。
《红高粱》成功了。最终，莫父应该是看了这部电影的，在熟悉的让人终年劳作却又给不了人以果腹之粮的高粱地里，在一听见锣声就呼啦啦赶往河堤抵抗涝灾的平原大地上，谁在为谁上演这一出敢说、敢想、敢做的《红高粱》？他不得而知。
对孩子们的严苛和牵挂
现在，莫父九十有余，回到那片熟悉的高粱地头生活，他终于也不那么谨言慎行，浓郁在心头的是对孩子们的挂念。
一生走过，他似乎也愧疚于对孩子们的严苛。但如果回到当初，他能不板着脸？能不时时处处地提醒和担心？在12岁的莫言拔了一个红萝卜被罚跪后，他蘸了盐水的鞭子如果不抽个来回，能有莫言在《枯河》中的精彩片段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