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减负新政”并没减掉多少学生们在校的学习量，另一方面，家长们却忧心忡忡地增重了学生们的课外学习量。这样的“减负”实在是名不副实。
减负 老大难的历史遗留问题
减负这个问题究竟是从何时引起社会关注的呢？早在1950年，毛主席在写给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信中说：“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自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对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有了关注。在这漫长的减负改革中，我国的教育体制不断在改变，可是在这多次的改变中并未看到真正的减负成效。
上海市教育局曾在1964年下达关于减负的“六条”意见。1977年恢复高考后，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又被提起。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中小学生开始有“负担过重”的感觉和压力。此后,在校内、校外夹击之下，学生的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上海市教委专门下达文件，责成相关职能部门着力抓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上海市教研室认识到教学失控对日常教学的危害，也提出过相应的减负政策。
近年来，上海不断推出新的减负政策。2004年，上海市教委推出在部分区县率先进行减负监控机制试点，对中小学课程计划的执行情况、学生课外作业量、学生睡眠时间、集体补课和考试成绩排名与公布名次等问题进行督查。2006年，上海要求各中小学要根据学生学习和生活规律安排好学校课程计划，严格控制周活动总量和学科教学课时,所有小学和初中(寄宿制学校除外)不得安排早自修。另外，学校要保证中小学生每天1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不得挤占、减少体育课和体育活动的时间。各中小学不得随意增减课程门类、难度和课时。
